邱泽奇，新黄金城xhjc官方网站1978级植物保护专业学生，1991年考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费孝通先生。1994年毕业后在社会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1996年出国工作、访学，1998年回北京大学与社会学相伴至今。
我与社会学的相遇，纯粹是命运的安排。如果从我进入社会学直接说起，有点打麻将截胡的感觉。我精简语言，还是做些铺垫吧。也希望你多些耐心。故事，总是源流相济的。
生于六十年代。是的，如果你有兴趣搜索，可以发现有不少图书和文献以《生于六十年代》为名。往俗里说，我们这一代人活得挺复杂，无论顺境逆境、城市乡村、东南西北，凡是认真生活的，每个人的经历都不简单，有说不完的大小故事。往认真说，这复杂不是我们主动找的，是时代安排的，想不复杂都不行。沿时间线叙事，大致是：记事的年龄遇上文化大革命，接着是批林批孔，热情还没有消退，又敲锣打鼓地欢呼粉碎“四人帮”，正准备回家种地或上班呢，学校忽然说，“返校！准备参加高考啦！”参加高考，上大学，随后，改革开放的每一个阶段，我们都是亲历者，有的人甚至是弄潮儿。至于我咋就以社会学为业的，其实不复杂，被时代潮水随便拍的。
十六岁，在大学是啥都不明白的时候，就上了大学。你想说，咋连大学是啥都不知道？生于乡村、长于乡村，小学、初中、高中，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上大学前，县城都没有去过，见识有限，不知道大学，正常！在大学，说通俗些，读生物学；说专业些，读植物保护。植物保护？你一定猜出来了，肯定不是什么好大学。是呀，华中农学院荆州分院，与北京大学相比，能算好大学？当然不算！可在当时，连大学是啥都不清楚的人，咋知道啥是好大学，啥是不好的大学呢，能上大学就不错啦。后来我知道，在大学的等级秩序里，农是排在末位的。你可能不同意，说，不是理工农医么？那是自我安慰。把医和农摆在一起，你看人们选哪个？在大学的等级秩序中，农学院是末流，加上分院，便是末流中的末流。如果毕业时让我遇上如今的职场，估计，只能回家种地。
还真是，大学毕业，我去种地了。只是，不在我的家乡。
江汉平原是长江中游冲积平原，鱼米之乡，当年刘备大意失去的荆州，是江汉平原的首府。我的家乡位于鱼米之乡的核心，沔水之阳，沔阳。注意，别把这儿的沔水与《诗经·小雅·沔水》弄混了。《诗经》的沔水没有水哦，我家乡的沔水真的有水。沔水是汉江古时的称谓。遗憾的是，不读书的沔阳县领导说，沔字太难写，改名吧。于是，沿用千年之久（梁武帝天监二年便有沔阳郡）的古地名消逝在了改革开放的洪流中。
如果允许自己找工作，或许我就回沔阳了。既然种地，回家种地多好啊。可那时候，大学毕业生服从国家分配是规矩。我得服从分配，不得不背井离乡。第一次离开荆州，第一次乘坐长江客轮，去了湖北省国营龙感湖农场，担任农业技术员。在大学里，的确读了许多生物学的书，从动物、植物、微生物到病毒，从碳水、脂肪到蛋白质，从细胞结构到毒性、毒理，凡涉及生物活性的，都上过课，做过实验，或读过书。可是，我们读脂肪蛋白质毒性毒理，不像北京大学生命学院的学生那样，不纯粹是为了研究毒性毒理背后的科学逻辑，而是为更有效地杀虫杀病毒，是为了给农作物防虫治病。
龙感湖农场位于湖北省、安徽省、江西省三省交界处的黄梅县境内。据说黄梅戏起源于当地的小调。搜一搜地图可以发现，黄梅县在长江边，离苏轼当年开荒种地盖房子烧肥肉的黄州东坡不远。你是不是想说，“还想到苏东坡了？”是啊，不满二十岁的年纪，还真是啥都敢想呢。只是，咱哪能跟东坡先生比呀，人家是才子，皇帝面试过的，咱是啥？末流的末流学校的毕业生。问题是，当年，愣是脑子没转过弯来，还真想着要立东坡之志，天天向上呢。如果当时脑子转过弯来了，也许没有我这段社会学的故事了。
咋向上呢？父母是农民，姊妹兄弟是农民，亲戚朋友中没有一个在朝的，也没有一个经商的，想调动工作回沔阳伺奉父母都不知道从哪里入手呢。好在祖先为我这样的二愣留了一个出口，考试。当年，范进有家有室、四五十岁还在考呢，咱光棍一条才二十岁咋就不能考呢？可考什么呢？不是说学生物学的么？考生物学呗。别说，还真有机会考生物学的。那时，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有位研究员在龙感湖农场做农药毒性的大田实验，我担任他的助手，角色扮演不错。作为奖励，研究员还资助我去福州参加学术会议呢。去福州，是我第一次离开湖北省、也是第一次乘坐火车哦！可是，我不喜欢实验室，也不喜欢大田实验，比较喜欢安静读书。那，上哪儿读书呢？没有互联网、打电话不仅太贵也不知道往哪里打。哪像现在的高中生，上北京大学之前能把学院老师的底细翻遍了，连不是北京大学本科毕业的老师都要嘲弄一番。幸运的是，研究员为鼓励我报考研究生，给我寄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招生简章，也是我手头唯一的报考资料。从中，我发现了农业古籍整理方向。古籍整理？应该是以读书为主的吧。没有任何其他资料，也就没有其他选择，就它吧！
这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机会和选择。咱有的选吗？我们这一代人，都是被时代推搡着的。
研究生院在北京，还没考试呢，自己便琢磨着在北京如何认真学习呢。你心里可能在想，还真向上呢？是啊，这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性格，啥事儿都较真，啥事儿都看积极面，即使不是每个人如此，也是大多数人如此。你可别说，待坐上去北京的火车时，那心情还真是激动！等真到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一看，有点受打击。偌大的一个院子，报到的地方却窝在一幢楼的半地下室。后来我知道，研究生院只有一块牌子和几位办事人员，教师分散在各个研究所或研究室。科研院所为什么要办研究生院，是组织社会学的话题，这儿就不探讨了。由于没有专任教师，研究生院不得不把新生放在不同高校去修基础课。我们那年，新生被分为两个班，研究所或研究室在北方的，被送到北京农业大学；研究所或研究室在南方的被送到南京农学院。我老师所在的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在南京，被分配到南方班。在北京办完学籍手续和举行完开学典礼之后，我便和一拨同学坐上火车高高兴兴地去了南京。一个学籍，跑两个地儿，还挺划算的。
问题是，南京农学院也没有我要修的基础课。为此，研究室和南京大学协商，把我送到南京大学的中文系、历史系、考古系去修课。学籍不在南京大学，我自然不能在南京大学吃饭和住宿，就这样，我成了南京大学的走读生，却与南京农学院的研究生吃住在一起。可别说，我还真的接受过中国古典文献研究的系统训练，文字、音韵、方言、训诂、校雠、目录、版本、历史、考古等课程都修过，老师们都是术业有专攻的名家包括程千帆先生。为了写论文，线装书、手抄文献我读了几屋子，卡片做了千多张。硕士论文《汉魏六朝岭南植物“志录”辑释》近二十万字，手写抄改了三遍。花这么大的功夫，我以为自己会与故纸堆打一辈子交道的。更巧的是，毕业时，古文献名家胡厚宣先生到南京与恩师面晤，两位先生也期待我回北京工作，我还真以为自己会梦想成真呢。
哪知我被分配到了华中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正是前面的华中农学院。那些年，大学盛行更名风。我初到南京时，住的还是南京农学院的研究生宿舍，不到一年，校门口的牌子换成了南京农业大学。前两年还叫华中农学院，我工作报到时便已是华中农业大学了。与改名同时的还有学科扩张。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教育从欧美制向苏联制变革时，建立了大量的专业性高校，农学院是一个典型代表，国家用计划经济的思维在中国布局了七家区域性农学院。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落实，教育开放带来的一个潮流是专业性院校纷纷将自己转型为综合性院校。在这股潮流中，华中农业大学的措施之一是扩大文科的学科范围，其中的一个具体做法是将原马列教研室进行拓展，1986年建立农村社会学专业，并于当年招收本科生。
学校好不容易逮着一位硕士毕业生，当然得排到前阵呀。就这样，我被分配到农村社会学专业任教。你想确认我的记忆是不是出了问题，对吗？没有！让一位学农业古文献的硕士毕业生担任社会学专业的教师，如果把场景放在现在，人们一定认为是荒诞剧。可在当时，是事实。现在你应该理解了，社会学学科在中国的发展是从七拼八凑开始的，我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而已。咱社会学系恢复重建四十周年是不容易的，初期的教师也是其他专业转行过来的。还在暑假，专业主任就布置我秋季学期配合一位年长的老师给本科生讲《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好在读大学时，调查方法和统计方法学得不错，从生物学调查到社会学调查，对象变了，调查的科学本质没有变，统计方法更是一脉相承。武汉的夏天，奇热，那时，空调还是奢侈品，花几周的时间在汗水里备课，倒也觉得行。
几个月前，我以为自己会像导师缪启愉先生那样成为中国农业古典文献专家的，可一纸工作分配单就把我搁在了社会学，连选择的机会都没有，完全是命运的安排。
可与北京大学社会学的相识，则是我的心向往之。即使现在说起来，都有点像追女朋友总算是追上的感觉。如今，在高校排名榜上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总是排在最前面，上北京大学犹如抢头彩。至少对我，当年可没有这样的感觉。都读过硕士研究生了，当然知道北大清华好。可是，我更注重的是自己专注的领域，哪家大学好，哪位先生好。譬如农业古文献，我导师缪启愉先生是最好的。
当年的我，与同龄人一样，都有点傻，有点自己的小追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盛行出国留学潮，大学同学里有人出国，研究生同学里出国的更多。我也是俗人，也追求出国。农业古典文献是一个非常小众的领域，世界上的同行，一双手的手指能掰过来。毕业前，导师帮我联系了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梅塔耶（Georges Métailié）教授，他也是巴黎大学（七大）的教授。进入社会学领域的头半年，《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课程还没有讲完，就收到了可以去巴黎大学读博士的消息，我以为自己有机会调转方向重回坐冷板凳的圈子。事实是，我低估了华中农业大学行政程序的阻力。虽经多方努力，可直到第二年夏初，我也未能拿到护照，到现在，我还为未能利用法国人提供的奖学金而惋惜。故纸堆是回不去了，咋办？安心在社会学吧。
从对故纸堆的向往到对探索乡村发展的兴趣，只隔着一次带学生实习的机会。按照农业院校的教学格式，大学生通常有两次实习。一次是教学实习，一次是毕业实习。农村社会学专业办在农业大学，也沿用了农业大学的教学格式。在课堂上讲完《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还要把学生带到农村去做调查。我到过福州、北京、南京，也去过苏南乡村，与城市比较、与苏南比较，我带学生去过的湖北乡村更穷、农民生活更苦。从农村出来的学生，对村民疾苦有一种天然的敏感。城乡差距、地区差距里呈现的村民疾苦让我似乎发现了一点社会学学科的价值和意义，能不能为改变村民疾苦做点事儿？
回不到故纸堆，便重回乡村吧。一种朴素心思的推动，为教好学生、为理解村民疾苦，回到学校我便钻进了图书馆。华中农业大学之办农村社会学专业除了学科拓展的因素之外，还因为创院院长是一位农村社会学家，杨开道。说出这个名字时，你是不是想到了杨开慧。是的，杨先生是湖南人，与杨开慧是本家。杨先生与咱社会学系还挺有渊源。北京大学恢复重建的社会学除了源自北京大学还源自燕京大学。杨先生在南京高等师范农科毕业后去美国攻读农村社会学，回国后几经辗转，到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担任过系主任、法学院院长，创立过清河调查，建立过清河实验区，发起成立了中国社会学社。说起来，杨先生是咱的学长！新中国成立后，他离开北京，担任武汉大学农学院院长，华中农学院筹备委员会主任和院长，还担任过湖北图书馆馆长。在湖北省，因杨开道先生的工作辗转，农村社会学的书几乎都流进了华中农业大学图书馆。
在文献资料中，除了大量英文文献，我还读了费孝通先生的文章。最早读的是费先生在《瞭望周刊》上连载的小城镇系列文章，从《小城镇大问题》到《小城镇再探索》《小城镇苏北初探》《小城镇新开拓》等。这是我第一次读费先生的文章，通俗的文字中蕴涵着丰富的社会道理和严谨的科学逻辑。也是从这里出发，我展开了对费先生作品的搜索，也展开了对贫困与发展文献的积累。我有一个贫困与发展的专题笔记本，记得满满的，各种文献都有，世界体系论、现代化理论、资源依附理论等等，经济学的、社会学的、政治学的，只要是涉及发展的文献，能搜到的，我都读过、记过笔记。
在追踪费先生文献的过程中，我逐步萌生了一个新的目标：跟费先生读书，学习他把学识转化为促进乡村发展的窍门。为了跟费先生读书，我得熟悉社会学，对社会学的真正追求是从这里开始的。没有互联网，搜不到系统的社会学教学大纲，我按照自己的理解，以概论、理论、方法、专题的顺序逻辑，找书、找文献。当然，费先生的作品，只要在公开出版物上，我几乎都找来读。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认为，时机成熟了。不是说我读书读够了，而是说家庭和工作都可以离开一阵子了。费先生是咱社会学系的博士生导师，于是，我准备投考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像每一位考生一样，投考时非常担心。第一，在此之前，费先生已经有三年没有招生了，担心先生不再招生了；第二，自己学术出身卑微，更非社会学科班出身，自学能力也不算强，担心能力不够、眼界境界不够。非常幸运，我得到了跟费先生念书的机会。那一年，费先生招了两位学生，我跟先生读社会学，麻国庆跟先生读人类学。麻国庆？对，中央民族大学的麻国庆，现在是副校长呢！
博士学位我基本上是在田野里读的。刚到学校报到，麻国庆和我就收到通知跟随费先生到武陵山区调查，主题是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一去就是一个月。武陵山区是中原到西南高地的过渡地带，是湖北、湖南、贵州、四川四省交界的中高台地，不仅是贫困落后地区，也是少数民族地区。在去武陵山区之前，费先生考察过大量成片地区，长三角、珠三角、黄河中上游、东北等，他把中国当着一个棋盘，研究工作正在从探讨沿边发展到转向内陆发展。我们初跟费先生，并不理解他到武陵山区的用意。后来知道，他在探讨中部的区域发展和民族地区发展。到武陵山区调研只是我在田野里攻读博士学位的开始。此后，费先生只要外出调研，总会通知我们。我跟随先生去了不少地方，除了每年春天去苏南之外，还去过浙江、上海、广东、湖北、山东、河南、河北、甘肃、辽宁、内蒙、四川等地，每年差不多有一半时间跟随先生在外调研。
博士论文也是在调研中费先生交给我的一项研究任务。当然，选题不是一次选定的。有一次费先生去沈阳市调研，随行的有社会学系的王思斌老师。是的，王思斌，中国社会工作的创兴者，咱社会学系的老主任。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国有企业改革正在进行中，沈阳是老工业基地，在国企改革中遇到了许多现实问题，沈阳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视，邀请费先生出谋划策。费先生认为，在普遍的现实问题背后一定有理论逻辑，国有企业改革不只是改革生产和销售方式，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也不只是经济活动的变革，同时，还牵扯一系列社会的变革。经济变革与社会变革如何协同，在提升经济效益的同时减少社会震荡？为回应现实需求，费先生把调研工作委托给王思斌老师，嘱咐我跟随调研团队学习，寻找博士论文的选题。机缘不巧，我没有进入沈阳课题组。
后来，我跟随费先生到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公司调研。他注意到资源型企业转型与国有企业改革形成了交集，多重难题纠缠在一起，于是，他让我探讨这类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挑战。这一次，费先生把任务直接交给了我，也因此成了博士论文的选题。白银公司紧邻甘肃省景泰县，黄河穿景泰县而过。在白银公司调研期间，我跟随费先生去了一趟黄河的景泰县段。在河堤上费先生眼望滚滚流逝的黄河水，把我拉到身边，让随行人员给我们拍了一幅合影，嘱咐我把资源型企业故事说清楚。
1992年秋，作者与费孝通先生摄于调研途中（甘肃省景泰县黄河边）。
白银公司距离兰州市不算远，与周边的城市和乡村关系密切，不算是最典型的资源型企业。为完成费先生交办的研究任务，我还需要调研典型的资源型企业。后来，我把调研对象拓展到了金昌市的金川有色金属公司。白银公司和金川公司都是在中国工业化起步阶段建立的资源型企业，由于建立在当时的国防备战三线地区，又被称之为三线企业。白银公司生产铜，金川公司生产镍。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的工业体系还在建设之中，各类重要资源非常稀缺，譬如，调动一公斤的镍需要国务院副总理一级的领导批准。在某种意义上，这类企业的发展，是中国工业化发展的一个缩影，也是工业社会发展的形态之一。
在白银公司，我调研了一个多月，然后，去了金川公司。金川公司位于河西走廊东段，武威以西。从白银公司到金川公司三百多公里国道，是一段从黄土高坡进入沙漠戈壁的路程，车开了一整天。在金川公司，我调查了两个多月，还没有完成。因为胃出血，不得不折返。在两个大型国有企业，我不是调查企业的经济活动，而是以经济活动线索，挖掘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进程中，为了提高生产效率，企业如何平衡员工的工作保障和生活保障？如何平衡社会保障和经济效率？核心是国有企业改革行动里蕴含的社会逻辑。
在三线企业里，白银公司和金川公司还是孤岛型企业。金川公司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戈壁上建立的企业，为服务企业人口的社会生活才建立了城市。金昌市是因金川公司而建立和存在的，即企业型城市。企业与城市形成一个社会与经济生活闭环，与当地社会极少发生直接联系。到九十年代，在企业里出生的职工子女需要就业，方圆几十公里范围内没有适宜的劳动力市场，上哪里就业呢？地方社会没有工商业岗位，有，也容量不够。国有母企业可以提供的岗位更是非常有限。怎么办？这是孤岛型三线国有企业给中央政府提出的普遍性社会难题。中央也不能为企业提供直接支持，只能从政策上提供方便，说，给你们办集体企业的权利吧。国有企业便借助改革契机自己办起了集体企业。随着一家家集体企业兴起，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是什么关系？一方面，集体企业的主要资产还来自国有企业，经济关系看似明确；另一方面，父母在国有企业，子女在集体企业，都是一家人，企业之间社会关系更加复杂。国有企业如何建立与集体企业的经济关系？像经济学家建议的那样建立内部市场？还是将集体企业外部化？可无论是内部化是外部化，都无法摆脱两类企业人口的社会关系，父母给子女资源、技术、市场的支持，怎么定价？集体企业将产品卖给国有企业，怎么计算成本？等等。这是我调研中遇到的现实，将其转化为学术问题便是，国有企业兴办集体企业的动力机制和约束机制是什么？我的研究结论是，国有企业兴办集体企业的动力机制来表面上自于改革对效率的诉求，国有企业通过剥离冗员提高劳动生产率，实则是解决企业内部的社会冲突，即为职工子女提供就业岗位；可是，国有企业为什么不通过扩大生产的方式来增加就业呢？与此同时，国有企业也通过向中央面呈社会矛盾而向政府进行制度寻租；结果是国有企业的经济主体性和独立性获得增强，可是，与之相应的约束性却尚未跟进。
写一篇博士论文是我读书的程序性收获，更是我与北京大学社会学从相识到相知的开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一个标志性事件是邓小平用南巡讲话的方式表达了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坚定决心。社会学系的师生们关注中国经济、更关注中国社会的家国情怀给了我激励和信心。
当时，社会学系的办公地点还在进学校南门路上的二十七楼，一段时间内，午饭时间我时常端着饭碗到王思斌老师的办公室神侃。他关注乡村发展，我也关注农民疾苦。我俩聊的内容，除了他的头发、社会学界的八卦，更多的还是乡村发展。记得有一阵我复印了阿马蒂亚·森的《贫困与饥荒》在读，便跟他聊发展权利与联产承包责任制，聊发展权利与发展能力，聊中国与印巴乡村社会传统的异同，聊社会学界的学术关注、学术议题与中国现实等，在不知不觉中把一顿午饭变成了我俩的学术神仙会。在神聊中，王老师严谨的思维给了我潜移默化的启发与引导，让我佩服不已。
不外出调研期间，我也到社会学所去溜达。费先生把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从中央统战部迁移到北京大学时，办公地点设在经过改造的原海淀区海淀乡卫生院，还加挂了一块牌子：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我是费先生的学生，自然也是所里的成员，所里有我一间办公室呢。吸引我去社会学所的不只是那间办公室，还有所里的电脑。为了社会学的恢复重建，费先生访美时曾经从美国带回过刚开始流行的桌面电脑（台式机），马戎老师从美国留学回国时，从美国又背回过电脑。毫不夸张的说，社会学所有当时中国社会学界最先进的桌面电脑，如最早的苹果桌面电脑、国际商用机器（IBM）的桌面电脑、然后是二八六、三八六，都有。我喜欢摆弄电脑，读硕士时，在一位朋友的实验室遇到了苹II，对其工作原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随着桌面电脑可拆卸性的增强，我更喜欢把电脑拆开捣鼓。可那时候，电脑是稀罕物，非常昂贵，为集中管理电脑，社会学所在一楼会议室里专门隔出了一间有防静电地板的电脑室，王小波是管理员。对的，写《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黑铁时代》的王小波。其实，王小波并不咋管电脑，更多时候，他是溜达着，或坐在一张椅子上，把脚翘上窗台，抽烟，或满嘴粗话脏话地与人侃天。在我的印象里，王小波是不羁一切的。从他那里，我观察到了王朔顽主的眼前版本。坦率地说我对顽主曾经是有负面情绪的。可是，王小波粗话里的精细，脏话里的纯净，提醒我顽主表象背后的精气神。对在乡村长大、没怎么见过世面的我而言，王小波的存在无疑是对心灵的极大冲击：一个人的心境到底可以容纳多少，心思可以有多远，心态到底可以有怎样的变化，可能不是顽主的玩世不恭呈现的。也许每一位顽主的心里都住着一个自己的国王，那里才是他们的世界。
随着人员的增加，社会学所的办公室也在调整。不久之后，我的办公室便迎来了一位新成员，刘世定老师。初时，我对刘老师所知不多，只知道是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某个研究所调来的，学政治经济学的。刘老师平时不来办公室，开教职员工大会时才来，其他时间偶尔会来。来了也只是到办公室打个照面，一起闲聊的机会不多，对刘老师的了解自然也不多。不久之后，因为课题调研的关系，我和刘老师才有比较密切的接触。我们一起去过不少地方，河北、内蒙、湖北、浙江、江苏、广东等，还一起去过新加坡、美国等。接触多了，聊的也就多了，话题自然不再限于工作，加上彼此之间还有小酌，渐渐地我发现刘老师身上有许多值得我学习的品性，特别是他于中国社会人情事理的体察入微，让我一辈子都自叹不如。
我自知才疏学浅，原本打算跟费先生读完博士便回华中农业大学继续教书的，且华中农业大学同意我报考博士的条件之一也是返校工作。读书期间，我也一直在做回武汉的准备。可机缘巧合，毕业时一个做博士后研究的机会打断了之前的安排，我暂时留在燕园从事博士后研究。博士后出站，我以教师身份留在了北京大学。
此时的社会学所已更名为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缘起是，费先生深入中西部地区、民族地区调研后认为，人类学可以更好地发挥学术活动的影响力。虽然费先生自己常说在他那里并不区分社会学人类学，可教育和科研是国家财政支持的有组织活动，不区分无以有名份。为此，社会学研究所更名为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同时，还在北京大学举办人类学高级研讨班，把东亚知名人类学家们请到北京大学来给来自中国各地的人类学者提供交流机会。做博士后研究期间，我做了不少培训班班务工作，迎来送往。我许多人类学界的朋友正是那个阶段相遇的。后来，我还时常跟自己的研究生说，读书期间，勤一些，做事不必挑挑拣拣，做每一件事都是有回报的，只是看你能不能发现回报而已。
在读博士期间，我参与过马戎老师主持的一个项目，合作对象是新加坡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作为学术交流活动的一部分，我到过新加坡。受惠于这个项目，博士后出站办完留校任教手续，又跟着费先生外出调研几趟后，我出国来到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担任访问研究员。你心里是不是在说，哦……，终于马戎老师出场了。是的，我在社会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时，马戎老师是社会学所的副所长，留学归国的博士，也是我在中国社会学界遇见的第一位海归学者，心里当然充满崇敬之心。马老师虽然是喝过洋墨水的，却没有夹生的洋枪派头。多年以后，待我接触过一众留洋学者之后，我坚信初遇马老师时的判断是准确的，他没有太受美国佬的污染，是一位值得尊敬、可以为兄长的学长。论师承，他也的确是我的师兄，不过他不在意。受故纸堆的浸染，比较老派，我是在意的。对他，我始终待之以师兄之礼，从不逾矩。
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是曾任新加坡副总理的吴庆瑞博士属意创办的，除了作为政府智库，另一目标是用东亚哲学解释东亚发展，尤其是，是时的四小龙发展。余英时先生担任过所长。我到达时，不巧，遇上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转型，从一家基本独立的研究所转型为一家相对独立的研究所，同时，更名为东亚研究所。曾任香港大学校长的王庚武先生担任所长。转型当然不只是更名，还意味着人事调整。让我钦佩的是，王庚武先生的卓越管理让研究所的转型很平顺地进入了正轨。一个小例子或许可以作为王先生超凡管理能力一个注脚。从旧机构到新机构，标识系统需要更迭。王先生问同仁的建议，我毛遂自荐地跟王先生说，我来试试吧。一周之内，与同事几番协商讨论，完成了标识系统的设计，王先生便认了。对此，我偶有琢磨，或许信任和放手是推动机构内部创新的必要环境，也是机构领导的管理智慧。
结束在新加坡的工作后，我没有马上回国，而是去了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在飞往新加坡之前，学校让我接受了燕京学社的面试。到东亚研究所之后不久我就收到北京大学的通知，告诉次年去燕京学社访问的消息。为此，费先生还专门为我手书了黄景仁的《太白墓》，嘱我珍惜机会。得益于费先生的安排，初到波士顿时，我找到了罗伯特·帕克的外甥女丽萨·帕蒂教授。她在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教书，已经退休，偶尔，还是要去学校晃晃的。去过美国东部高校的人清楚，这是美国对待退休教师的风格。在她的关照下，我慢慢地适应着一种文化完全不同的生活。自己找房子，自己安排时间，自己选择活动，自己适应独处等等。在与美国学者的交往中我也慢慢体会到，中国访问学者的声名复杂。人家待咱是客气的，可在骨子里却是向下看的。举一个例子吧。与北大清华一样，哈佛和麻省理工也是学术讲座不断，对有兴趣对话题，我也常去听。在众多学术报告里我发现，在社会科学领域，对中国学者的研究，美国学者评价最多的是“有趣”。有一次，一位在国内颇有影响的政治学家到费正清中心讲座，讲完了，一位俄罗斯问题专家直言：“全无新意。”此时，我忽然感受到访学的另一面。去人家那里，说起来是一个交流机会，其实是咱学习的机会，同时，也是感受屈辱的机会。美国学者在骨子里是要站在高处的，哪怕是研究中国的学者，都认为自己比中国学者更加了解中国，尤其是在学术界有一些声名的学者。如果你问在燕京学社一年我有什么收获？可以说，除了了解到我感兴趣的学科前沿，便是对学术屈辱的感受。不过，我记性不好，尤其不记恨。很快，场景性的感受便会烟消云散。
与许许多多的访问学者一样，我也谋求过留在国外。你想说，不愿意受屈辱还要留在国外？是啊。那时候，没想太多呀。在燕园时，有情怀；在剑桥镇，也要生活呀！眼见那么多拿着国家公派经费出国的人留在美国，即使是从众心理作祟，也会动心思的。不在美国，其他什么地方也行啊！只要收入高一些，生活有尊严一些。我是个俗人啦！得益于费先生的影响力和自己的谦逊，在回国之前，我还真的拿到了机会。出于底线思维，我写信向马戎老师做了汇报。你会说，用电子邮件更快呀。那时候，电子邮件还不咋普及呢！北京的第一家互联网接入供应商刚刚诞生，安装一部固定电话需要五千块人民币，安装调制解调器、购买电脑，加上使用费用，没有三两万元，是通不了电子邮件的。很快，我就收到了马戎老师的回信。他把我臭骂一通，命令我访问结束后直接回京，哪儿也不能去！从故纸堆里出来的我，面对马老师的痛骂，自知理亏！
从与北京大学社会学相识开始，一晃，已经整整八年。回到燕园，我在社会学的根算是真正扎下了。到当下为止，说不上有多相知，却已经守了一辈子。
回到燕园，我再次站上讲台，先后讲授过《社会项目评估与研究》《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社会研究方法》《人群与网络》《大数据挖掘与分析》《社会科学方法导论》《组织社会学》《组织研究》《地方传统与中国社会》《中国的社会分层与流动》《技术应用与社会变迁》等十余门课程。课程讲得好坏，只能由学生说，可我自知，尽心了。研究生培养了一百多位，都是心态阳光的俊男靓女，我相信他们从我这里不一定收获多少，可从北京大学社会学里一定收益良多！
研究工作则始终围绕着技术与社会的关系。第一是关注调查研究技术的应用。我做过禁毒项目和艾滋病防治项目的效果评估研究，受学校委托创办过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创立过中国家庭跟踪调查项目。第二，关注信息技术应用带来的影响。从对组织变迁的影响到对社会变迁的影响。在关注技术的背后，还是费先生的主题：发展，尤其是中国乡村的发展。如果说有啥拓展，可能是对从工业社会到数字社会变革的关注。其实，不是我的拓展，而是时代变了，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通俗地说，费先生关注工业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我关注数字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时代使命令费先生更多关注中国社会，时代发展则让我有机会进一步观察人类社会。当然，除了费先生的志向，在其他任何方面我都不敢提比费先生，担心学生不才，辱没了先生一世英明。
说到这里，你可能在想，听起来，都是好的，积极的，正面的。在北京大学社会学，难道没有一点委屈，尤其是经历如此庞杂。是啊！我不想把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的经历说成一个励志故事。可我的确是在末流的末流学校读的大学，也的确是自学的社会学，能与北京大学社会学相守一辈子，不是我自己咋样，而是遇上了这个时代，遇上北京大学社会学，而已。哪个学校学院没有办公室政治，哪个人没受过委屈。只是，在我看来，躺枪办公室政治、遭受委屈，那也是自找的。跳出个人化的场景化的感受，不就没有那啥办公室政治了么？不就没有委屈了么？你知道，我不止在一家大学工作过，我的体会是，人际之间，生物性和社会性的差异性，决定了每个人不只是有欢声笑语，也一定有痛哭流涕。大学不同、学院不同，办公室政治的逻辑是一致的，感受委屈或感受成长的逻辑也是一致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给我的，更多是快乐！
就说到这儿吧。
